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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叔陽:“我愿意駕一葉扁舟”

張帆 張志2019年07月22日08:18來源:光明日報

原標題:蘇叔陽:“我愿意駕一葉扁舟”

學人小傳

蘇叔陽(1938—2019),當代著名劇作家、作家、文學家、詩人,筆名舒揚,河北保定人,1953年開始文藝創作,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畢業,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、河北北京師范學院(今河北師范大學)、北京中醫學院(今北京中醫藥大學)等。1978年調任北京電影制片廠編。▏乙患壘巹。,1979年后任中國作協理事、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等。他的作品曾獲國家圖書獎、“五個一”工程獎、華表獎、文華獎、金雞獎、人民文學獎、烏金獎等,2010年7月獲得聯合國藝術貢獻特別獎。他創作的話劇《丹心譜》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獻禮演出創作一等獎,《左鄰右舍》獲全國話劇、戲曲、歌劇優秀劇本獎,個人獲“中國百年優秀電影藝術家”和“國家有突出貢獻話劇藝術家”稱號。他的作品被翻譯成英國、德國、法國、俄羅斯、西班牙、日本、波蘭、捷克、斯洛伐克、意大利等文,以及維吾爾、哈薩克、蒙古、西藏、朝鮮等國內少數民族文本。其中,《中國讀本》以15種文字形式出版,在世界發行1200多萬冊,近作《西藏讀本》也被譯成多種文字廣泛發行。

他是持續并跨界的寫作者,他是嚴肅且深邃的思考者,他是低調而謙遜的講述者。他的著述不算高產卻獲獎無數,他的劇作公演時一度萬人空巷,他的散文被選入小學語文課本。1990年北京亞運會的解說詞出自他手,他創下發行1200多萬冊的成績并有15種文字譯本,我們甚至會在徐克導演的經典武俠電影《新龍門客!返木巹≈,看到他的名字。但是,很多人仍然有些不熟悉他——蘇叔陽。

早年歷練

寫作,讓蘇叔陽收獲了許多贊譽,他家的書櫥里錯落擺放著各種獎章,有聯合國頒發的藝術貢獻特別獎,中國的華表獎、文華獎、金雞獎等。他曾說,榮譽并不是他寫作的動力,本心才是。

不久前得知蘇先生重病,筆者拜訪了他的夫人左元平。左老師回憶,蘇叔陽曾總結自己,沒出賣過朋友,沒欺負過人,沒走過后門,說的都是真心話。

蘇叔陽1938年生于河北保定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。祖父是愛國進步商人,有文化,有正義感,曾任河北省工商聯合會副主席,是河北省民主建國會領導人之一。父親畢業于輔仁大學,后成為中國西北石油管理總局總工程師,第一支地球物理勘探大隊副隊長,并參與創建北京石油學院地球物理勘探系。母親接受過學校教育,有著很強的獨立自主精神。正是在這樣的家庭中,蘇叔陽自幼接受長輩的傳統教育,修習書法,閱讀古典文學。

但1953年祖父去世后,家庭一度敗落,是母親一手支撐著整個家庭,為人洗衣服、縫扣眼、絮棉帽、梳豬毛,含辛茹苦。左元平回憶,幼時的經歷對蘇叔陽影響很大,但無論如何,母親始終言傳身教,給了蘇叔陽兄弟姐妹許多正面的教導,除了穿著整潔,更要挺直脊梁,堅守內在的尊嚴。

生活的苦難并沒有磨滅蘇叔陽心中的天真與浪漫。他形容自己這一代人對俄羅斯文學愛得發狂,讀普希金、萊蒙托夫長大,青年時代向往白樺林、大草原、青春似火的少女、靜靜的頓河,憧憬著為了理想奮斗一生,“骨子里有一種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”。蘇叔陽病重期間,每天往來醫院讓82歲的左元平很疲憊,對蘇叔陽的照顧有些不及時,蘇叔陽就問左元平:“難道你不愛我了嗎?”

和大多數文學青年一樣,蘇叔陽的文學初戀是詩歌,他曾經回憶中學時期的少作——

一塊隕石,

在地下暗泣,

悲傷它失去的青春和活力,

帶著響徹天穹的呼嘯,

火紅的它劃過天際。

而今只有冷漠的呼喚,

得不到一絲回音。

以及——

我愿意駕一葉扁舟,

到浮沉的天海遨游,

或者攜根枯藤的手杖,

步行到那宇宙的盡頭。

蘇叔陽心儀的另一種文類是戲劇,這一綜合性文類恰能較好地平衡敘事與抒情,消化了相當一批時代青年的創作沖動。大學畢業前后,蘇叔陽已寫了數個劇本,并排演過其中一個。

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,蘇叔陽未能躲過歷史風潮,創作之路暫時中斷。

直到1972年,蘇叔陽才重拾創作之筆,寫兒童歌曲歌詞,寫詩,寫劇本。1974年,因劇本《戰馬馳騁》,他被北京電影制片廠看中,借調至北影廠,并到各地體驗生活。在此過程中,其成名作《丹心譜》也開始慢慢醞釀。

早年的教學和創作經歷,為蘇叔陽后來的寫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。

佳作不斷

1978年,蘇叔陽發表了話劇劇本《丹心譜》,劇本上演之后一炮而紅,獲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獻禮演出創作一等獎。這是他的成名之作。此劇的發表被譽為“新時期文學的發軔點”,“第一批突破禁區的劇作之一”。

以如今的眼光來看,《丹心譜》當然是新時期之初文壇主旋律的體現,與同時期的報告文學《哥德巴赫猜想》、電影《李四光》一樣,它一方面否定“文革”、揭批“四人幫”,一方面應和著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,重塑知識分子的正面形象和社會地位,同時表達著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。

雖然,《丹心譜》劇本的敘述模式只能是兩個陣營、兩條路線之間的斗爭,作者的個人風格在這樣的時代共名的主題、題材和模式之下難以彰顯,但劇本的演出依然大獲成功,在當時的劇場與社會環境中,臺上臺下的情感交流與互動具有著時代的特殊性,尤其是劇情在周總理逝世的噩耗中結束,更是極盡煽情之能事,據說甚至當時有觀眾哭至昏厥。這樣的劇場效果僅僅通過閱讀劇本顯然是無法感受到的。

有意思的是,《丹心譜》的最初構思還有一樁不太為人所知的“內情”。早在十年前采訪蘇叔陽時,他就對筆者回憶說,原本設計以屠呦呦團隊發現的青蒿素作為劇情矛盾的載體,只是后來考慮到為了更能在政治上揭批“四人幫”,才改成治療心血管病的03藥物,因為心血管病被“四人幫”陣營指斥為“城市老爺病”,不準花力氣研究,而周總理則大力支持對此病的研究。

那時,沒人知道屠呦呦后來會獲得諾貝爾獎,而蘇叔陽的客觀陳述,筆者相信這是他的本心。此文后來發表在2010年第1期《延安文學》“漢語人物”欄目之上。

有了《丹心譜》的成功,蘇叔陽正式調到北京電影制片廠任編劇。在此之后,他便一發而不可收,不斷有佳作問世,而且不局限在一個領域。

話劇方面,蘇叔陽陸續發表了《金水橋畔》(1979)、《左鄰右舍》(1980)、《家庭大事》(1982)、《靈魂的審判》(1984)、《太平湖》(1986)、《薩爾茨堡的雨傘》(1988)、《飛蛾》(1993)、《月光》(2000)等!蹲筻徲疑帷繁徽J為是蘇叔陽的風格成熟之作,獲得1980年全國優秀劇本獎。

作為北影廠編劇,蘇叔陽也寫了不少電影電視劇本,比如《春雨瀟瀟》(1979)、《盛開的月季花》(1979)、《丹心譜》(1980)、《夕照街》(1983)、《一葉小舟》(1983)、《故土》(1984)、《我的爸爸我的媽媽》(1985)、《假臉》(1986)、《蘇祿國王與中國皇帝》(1987)、《開采太陽》(1992)、《新龍門客!罚1992)、《未完成的交響樂》(1995)、《周恩來——偉大的朋友》(1997)、《李知凡太太》(1999)、《國歌》(1999)等!断φ战帧穭t是他公認的代表作。

而在小說方面,蘇叔陽1979年發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說《剛剛的眼睛》,其后的中短篇主要結集為《婚禮集》(1984)、《假面舞會》(1987)、《老舍之死》(1992)等小說集,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他駕馭不同風格的功力。

限于篇幅,我們就簡單談談其中兩篇,一是1981年發表的《泰山進香記》,二是獲得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《生死之間》。

《泰山進香記》于1983年以其藝術上的創新,被李陀、馮驥才選入《當代短篇小說43篇》。從題材上說,這篇鄉土味濃厚的小說可以歸入廣義的改革小說范疇,講述了一位農村老婦無視作為支書的長孫的勸阻,克服高齡和險途,勇攀泰山向神明還愿的喜劇故事,語言詼諧幽默,略帶溫和的暗諷,卻并不流于刻薄。

《泰山進香記》以農村改革給農民帶來的物質增長和精神愉悅為背景,敘述農民將國家政策與神明護佑混為一談的態度,但并未特別明確地作出褒貶,一方面似乎致敬了魯迅早年文言論文中對底層民眾“樸素白心”的辯護,一方面又內含了左翼文學的反封建主題,體現了一種對底層生活、世俗人心的包容情懷。

《生死之間》則涉及了城市中的一種特殊職業,講述一名火葬場火化工人與一名婦產科助產士之間的愛情故事,一者送走死者,一者迎來生者,構思相當精巧,在題材上與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說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(1983)遙相呼應。當然,這部小說具有改革上升期典型的正能量,與西西充滿頹廢氣息的香港故事截然不同。

除短篇小說之外,蘇叔陽還于1984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故土》,當年即獲得首屆人民文學獎。

在詩歌創作上,蘇叔陽出版過詩集《關于愛》(1984)、《等待》(2000)、長詩《世紀之歌》(1997)等。另外,他還廣泛涉獵歌詞、曲藝、散文隨筆、評論等多種文類,以及獲得首屆國家圖書獎的傳記文學《大地的兒子——周恩來的故事》(1982)。

可以說,20世紀80年代是蘇叔陽文學創作的高峰階段。

傳承京味

在蘇叔陽20世紀80年代創作的眾多作品之中,有兩篇比較特別,一是小說《老舍之死》(1986),一是劇本《太平湖》(1986),都是他對前輩大師老舍先生的致敬之作。

《老舍之死》想象老舍自殺之前的所思所為,讓死者的靈魂直接出場進行長篇獨白,以寫實手法處理超現象情節,用心營造“現場效果”和“真實感”。當時,致敬“文革”中罹難的前輩作家,并不限于蘇叔陽,比如汪曾祺的《八月驕陽》同樣致敬老舍,陳村的《死》寫的是傅雷,敘述手法各不相同。

但像蘇叔陽這樣一再致敬的卻似乎不多。在《太平湖》中,他一改話劇分幕的一般做法,借用宋詞的結構分為上下兩闋,上闋寫投湖之前的老舍,下闋則寫老舍死后與他筆下的人物探討“文革”災難。這個劇本蘇叔陽寫得極苦,四易其稿才基本滿意。

這樣頻繁的致敬,自然體現出老舍先生在蘇叔陽心中的地位。實際上,不僅是蘇叔陽,老舍可以說潛在地影響了新時期整整一批的北京作家,比如陳建功、鄧友梅、汪曾祺、劉心武、馮驥才、馮苓植等,以至于有論者稱其時甚至形成了一股“老舍風”。

蘇叔陽無疑是“把老舍的血液輸入新時期文學的最力者之一”。他自述要“唱一曲京韻大鼓”,通俗質樸,簡約凝練,風趣幽默,接近老舍的“俗白”“清淺”“結實有力”的語言風格。其中,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量使用北京的方言口語,比如“少不?我可得有哇”“得了,您吶”“鬧了歸齊”“興許是”“這么著”“沒承想”“指不定”“別介”“淡不絲拉”“大模四樣”等等詞匯,生動熱鬧。

在《左鄰右舍》《夕照街》等劇本中,蘇叔陽借鑒了老舍《茶館》的謀篇技巧,以一個固定空間為核心,貫串起來來往往的不同人物。除了蘇叔陽,同樣還有一批劇作家致敬老舍,形成了“京味現實主義”的創作自覺,從老舍的《龍須溝》《茶館》,蘇叔陽的《左鄰右舍》《夕照街》,到李龍云的《小井胡同》(1981)、何冀平的《天下第一樓》(1988),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點,即是突出了空間性,并具有一種“民族志”的品質。

文學地理是創作與評論界的一個有趣話題,尤其是小說與戲劇,需要接地氣,因此地方性因素——文化的地方性、語言的地方性——便成為作家們書寫的重要資源,以文字為材料,營造虛構與想象的文學原鄉、文學之城。我們不難細數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,從20世紀20年代在魯迅影響下的鄉土作家群,20世紀30年代以上海都市為背景的新感覺派、流亡關內追憶淪陷故土的東北作家群,到20世紀40年代的解放區作家群如山藥蛋派、荷花淀派等,及至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文學,均體現了地方性因素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。

而老舍的存在,可說是文學界一人一城的最佳范例。他語言上的造詣,敘述上的功夫,成為后生晚輩學習之楷模,同時自然也要引發影響的焦慮。

致敬即招魂。逝者已矣,而文字長存,流風余緒,脈脈不絕。蘇叔陽為人謙遜低調,他致敬前輩,卻無超越之野心,便無過多焦慮。只是兢兢業業,作為時間之流中的一木一石,為北京這座文學之城添磚加瓦,略盡綿薄。

人民文藝

地方性固然是蘇叔陽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因素,卻絕不是唯一因素。他曾認為自己“在文學上缺乏自信”,“唯一有點兒底氣的原則只有兩條:第一,便是寫人,寫活人,活寫人;第二,寫我們民族的生活和心靈”。但這一貌似低調的姿態實際上有一種以退為進的智慧,觸及了文藝的根本,也讓我們看到老一輩文學家身上的寶貴品質。

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,有所謂“八五新潮”之說,指的是1985年出現了一批青年新銳作者,他們一反現實主義傳統,借鑒西方現代主義,聲稱文學創作的重心應從“寫什么”轉向“怎么寫”,以形式創新之名,推出了一批驚世駭俗之作,形成了當代小說的“敘述自覺”。而這一新潮,并不局限于小說領域,在詩歌、戲劇、電影、美術、音樂、建筑等幾乎所有藝術領域,皆有所響應。

在文學史的意義上,“八五新潮”對當代文學與藝術的發展功不可沒,在小說方面甚至可以說達到了當代小說敘述語言的高峰。進一步講,它從理論、創作、編輯出版、評論、評獎、文學教育等各方面,形塑了全新的文學觀念乃至文學體制,即所謂“純文學”。

但是,隨著“純文學”的體制化,自身問題也突顯出來:對形式和技巧的片面要求,對自我和內心的過度耽溺,現實介入能力的喪失,等等。于是,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,文學界開始反思“純文學”,代表人物是當年推動形式創新和純文學最有力的評論家李陀。創作界也開始有所回應,比如現實主義沖擊波和底層文學。在此背景下,現實主義的呼聲再度興起,更有新世紀以后對“人民文藝”的再度召喚。

此時,便突顯出20世紀80年代蘇叔陽這批現實主義作家的意義了,他們與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新銳作家最大的不同,在于他們身上仍背負著整個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偉大遺產,文藝為誰服務,永遠是文藝工作者的靈魂之問,文藝的根本、文藝的初心,也由此而來。

正如蘇叔陽所私淑的老舍的最重要身份——“人民藝術家”,我相信這也是他心目中文藝工作者的最高標準,有了這個初心,縱然文學時尚日新月異,仍能江流石不轉,以不變應萬變。

中國故事

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,蘇叔陽在文學創作上的聲勢,似乎不如此前引人注目了,除了時代變遷需要創作上的調整之外,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身體狀況。

1994年,蘇叔陽被查出腎癌,2001年又查出肺癌。每次去蘇家交流,看他神清氣爽,一臉樂觀,筆者腦子里都會想先生真得過癌癥嗎?他真誠分享過自己的心路歷程:和許多患上癌癥的病人一樣,最初他不愿接受現實,腦袋里總想——為什么患癌的人是我?他偷跑出醫院,去公園喝酒,一邊喝一邊開導自己,五十六也是走,十六也是走,二十六也是走,趕到這兒了有什么辦法?想通之后,他配合醫生的手術,1994年5月,切除了右腎。

術后的恢復是一場漫長的拉鋸戰,日子每天陷入重復,吃藥、鍛煉,再吃藥、再鍛煉,蘇叔陽不斷自我鼓勵,把心漸漸放寬,“心寬一寸,病退一尺”,他學會了把病當朋友看,每次去醫院,不說去看病,而說“看老朋友去咯”。他總結自己的心得——“良好心態可去癌,樂觀情緒能去病,戒煙限酒少煩惱,心胸開闊得寧靜”。

陷入身體和情緒上的低谷是人之常情,但蘇叔陽總是以樂觀、堅強的個性挺了過來,繼續筆耕不輟,患病后的他仍然寫出了200多萬字的文章,并給自己開出了一條新路。

蘇叔陽曾說:“創作的路是我自己選定的,不管我多么衰弱,只要生命的燭火還在燃燒,我就會走,哪怕是爬行,也要在這路上掙扎!睂懽鲿r,他總提醒自己,“作家是精神界的醫生,要醫治人的心病”。

蘇叔陽早年的教學研究經歷,使他一直具有一種學者氣質。這些思考沉潛在他的文學創作之下,此時終于厚積薄發。

事情的契機是1993年。少年兒童出版社邀請蘇叔陽為青少年寫一本介紹中國的書,其實這樣的普及讀物并不容易寫,非大家手筆不能做到深入淺出、生動活潑。

接下任務后,蘇叔陽推掉了兩個電影劇本,全心投入寫作,三易其稿,甚至動手術之前幾個小時還在審校原稿。書出版后,他曾說“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具有悲壯色彩的創作”。

蘇叔陽的苦心沒有白費,這本題為《我們的母親叫中國》(1994)的書,以思想家、史學家的眼光,以文學家的筆法寫成,激情洋溢,文采飛揚,得到廣泛認可,因此獲得第4屆“五個一”工程獎、第9屆兒童文學獎、第12屆中國圖書獎,并入選“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書系”。

有了這個基礎,數年后由中宣部委托蘇叔陽創作《中國讀本》(1998)也就順理成章了。此書以12萬字的篇幅敘述了中國五千年歷史,扼要介紹了中國的自然概貌、民族繁衍、文化形成、發明創造、科技典藏、哲學思想、經濟影響、藝術成就、生活習俗等內容,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輝煌成就,以小見大,是舉重若輕的大手筆。但是,《中國讀本》的成功并非一馬平川,出版之后曾受到好幾年“冷遇”,直到2004年后才異軍突起,成為中國圖書“走出去”最為成功的一本,累計發行量高達1200多萬冊,被翻譯成15種文字。

蘇叔陽2008年創作的《西藏讀本》則是生逢其時,這部作品無疑也是化解西方對西藏的歪曲和誤解的重要作品。2013年,他又主編了《中國美德讀本》。

有人說,蘇叔陽的讀本系列已經形成一種“蘇式讀本體”,但實際上,這一讀本系列更重要的意義在于,它是中國故事的一種講述方式,在中國的硬實力逐步上升之后,文化軟實力更是作為國力昌盛的重要指標。

在本文的短短的回顧過程中,我們時時能感受到蘇叔陽先生的一顆丹心,為人民、為民族、為國家,譜寫春秋。就在本文行將完稿之際,我們驚聞先生仙去的噩耗,海天無言,青山默默,唯愿蘇老一路走好。

寫作此文,依稀記得左元平老師說,蘇叔陽就是膽小、天真。

左老師說,蘇叔陽曾評價自己,多年過去,“還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”。

蘇先生,在大家心中,你的離去,只是駕著一葉扁舟,“到浮沉的天海遨游”。一路平安!盼您歸來。

(作者:張帆,集美大學講師;張志,《小康》雜志社編委。)

(責編:孫爽、艾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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