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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德海:教育之學人生之思

高閏青2019年12月16日08:35來源:光明日報

原標題:胡德海:教育之學人生之思

【學人小傳】

胡德海,1927年9月29日生于浙江金華。1949年9月30日,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,1953年被分配到西北師范大學(原西北師范學院)任教,扎根西北,獻身教育事業,傾心學術研究,迄今已66年。曾任甘肅省高校教師高級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、甘肅省特級教師評定委員會委員、武漢大學教育學院兼職教授、甘肅省教育學院兼職教授、甘肅省教育學研究會理事長、甘肅省少數民族教育研究會副理事長、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教育基本理論學科規劃組成員、《教育研究》雜志編委、國家教委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審查委員、《教育大辭典》(修訂版)編委等社會兼職。進入新世紀,他又兼任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分會學術顧問,甘肅省第三、四、五屆中小學教材審查委員會副主任,甘肅省教育學會教育學研究會名譽理事長,西北師范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、《中國教育大百科》編委等。

【大家】

胡德海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教育學家。他一生以教師為職業,讀書、教書、著書,與教育結下不解之緣。自1949年起,他開始從事教育學專業的學習與研究,至今已過去了70年。七十載崢嶸歲月,他見證了新中國教育學的發展壯大,在教育學原理、中國傳統文化、人生哲學、教育史學等領域耕耘,著有《教育學原理》《教育理念的沉思與言說》《人生與教師修養》《雷沛鴻與中國現代教育》《隴上學人文存·胡德海卷》等學術代表作。其中《教育學原理》一書,被譽為教育科學理論發展史上的“扛鼎之作”。

2018年11月,91歲的胡德海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寫道:“讀書、教書和著書,此三者在我的生活中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……讀書是為了教書,是為了教好書,教書其實也是為了讀書,為了能和書親近、結緣……而讀書、教書的結果是寫書、寫文章。反過來,寫書、寫文章也是為了教書,為了教好書。所以,讀書、教書、著書密不可分。此三者不僅先后相連,逐次出現,而且彼此聯系、互為因果,因此,可視為我生命運行的基本軌跡!

讀書之樂

1927年9月29日,胡德海出生于浙江省金華縣(原湯溪縣)的一個農村家庭,祖父受傳統耕讀文化影響,非常重視下一代教育。1933年春,6歲的胡德海進入本村的初小,接受該校唯一的教師李連美先生的啟蒙教育。

1938年秋,胡德海到離家5公里之外的龍游縣湖鎮啟明小學上高小,當時國難當頭,遍地烽火,敵機在頭上盤旋,炮彈在身旁炸響,龍游縣一度淪陷。學校不得不組織學生東躲西藏,并把校址搬進山中。這一時期,民間團結抗日的情緒高漲,學校成為宣傳抗日救亡思想的重要陣地。少年胡德海壯懷激烈,熱血沸騰,心中燃起強烈的愛國情、報國志。這種情感,成為他日后漫長歲月中的一種信念和追求;這種精神,也伴隨了他的一生,從未離開。

1942年,胡德海15歲,進入湯溪初中就讀。他深知這一機會來之不易,也意識到這個年齡讀初中有些偏大。因此,在從進校那天起,他便勤奮讀書,為將來能順利考入高中奠定基礎。每每談及這段經歷,先生總是引用孔子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學”而自勵。

在湯溪中學讀書期間,一次偶然機會,胡德海讀到一副對聯——萬事莫如為善樂,百花爭比讀書香。當時,他眼前一亮,反復品味體悟,越想越覺得大有道理,于是真正從思想上形成了“天下事只有讀書最樂、最好”的觀念。這一觀念,成為他此后讀書的內在動力,閱讀、思考、求索自始至終,一以貫之。

高中求學階段,胡德海更加用功,每天下午都要抽時間到閱覽室讀書;仡櫘敃r的學習情景,先生總是感慨:“我在高中讀書期間,看的課外讀物,多從學校圖書館借來……一年中我從圖書館借讀的書少說也有50本到70本。這些書有文學的、歷史的,也有哲學方面的,總的來說比較雜!

1949年9月,新中國誕生前夕,胡德海背起行囊,從家鄉金華來到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繼續學業。四年的大學生活,他最感念的地方還是圖書館。當他看到琳瑯滿目的書籍時,頓覺如入“寶庫”,不能釋手。所以,除正常上課和作息外,他幾乎每天都泡在圖書館,早去晚歸,一條板凳坐到黑,如饑似渴地汲取精神營養,沉浸在那個嶄新的知識海洋之中,寫下了幾十萬字的讀書筆記。

談起讀書,胡先生總是津津樂道,內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他意味悠長地說:“就我個人情趣的角度來說,教書其實是為了讀書,為了能和書親近、結緣……而讀書就是為了更好地教書!痹谒磥,作為教育者,就要比別人讀更多的書,有更多的思考和認識,還要有更多的獨到見解和新穎觀點。這就是古人所謂的“有得而傳道之謂教”。

胡先生“藏教于學”,經常會把自己的藏書送給學生,并語重心長地叮囑他們:“無論做什么樣的工作,遇到什么樣的情況,別放棄自己的專業,不要忘記讀書!边@番話,讓他的弟子們深為感動,受益匪淺。

2016年9月,西北師范大學舉辦胡德海學術思想研討會。一天半的時間里,胡先生一場報告也沒有落下,靜靜坐在前排,認真地聽,不停地做著筆記。像他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師級人物,能有如此謙謙之態,實乃一種生命的境界。一位年輕的女博士坐在先生后排,目視他聚精會神的背影,禁不住贊嘆:“胡爺爺的精神實在讓我太感動了!讓我真正領略了一個讀書人的修養,一個因讀書而賦予生命更美好意義的精神體現!

教書之樂

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夢想,對于胡先生而言,他的青春夢想就是獻身祖國的教育事業——教書育人。

1949年1月,胡先生從金華中學高中畢業;2月,應其家鄉私立維二中學之聘,在那里當了一個學期教師,這是其一生從教之始。這段經歷雖短暫,但每每憶及,他猶覺興味無窮,充滿樂趣。先生認為,當老師,傳承知識、文化,啟發民智,培育人才,既為社會所需,也符合自己的旨趣!爱斀處,可以終身與書結緣,一輩子和書打交道,這是實現人生價值的最佳途徑,也應是最好的選擇!币虼,在填報考志愿時,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北京師范大學。

1953年,胡先生以優異成績結束大學生活,懷著教書育人的初心和夢想,來到西北師范學院(現西北師范大學)工作,開始了高校的教學與研究工作,一干就是66年。因其勤于為學、樂于從教的人生經歷和非凡成就,被世人尊稱為“扎根西北的‘教育胡楊’”。

1953年至1957年,胡先生主要從事高師“教育學”課程的教學工作。那時的“教育學”課程,基本上照搬凱洛夫的課程體系,再加上若干中國學校的事例,簡單拼湊在一起,看似有理有據,實則貌合神離,是粘不到一起的“兩張皮”。

于是,胡先生大膽設想,要構建一個比較科學、合理的教育學學科體系,以取代那個邏輯混亂、基本概念錯誤、甚至難以自圓其說的舊式教育學理論模式。他認為:“中國的教學家們應當有信心,有志氣去改變這種局面,振興教育學理論,發展教育學事業!

然而,正當胡先生準備對教育理論做進一步探究之時,一次次的政治風潮此起彼伏!拔母铩敝,他被關進“牛棚”,強制勞動改造,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。

面對這樣的困境,胡先生沒有悲觀失望,更沒有放棄讀書與思考,而是利用在資料室打雜的有利條件,閱讀了大量的文史哲和英語等方面的書籍,對中國歷史、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有了一個全面系統的了解和認識,這為他以后重返教壇和深入進行學術研究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。

1972年,胡先生被安排到西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教英語和語文。對此,他非常高興,因為一則又可以教書,二則也可以充分利用學校圖書館,與他喜愛的各種書籍朝夕相伴。

1978年,隨著整個社會大環境的好轉,胡先生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,重新回到西北師范大學,回到自己摯愛的教育學講壇上。重返講臺的他,歷經磨難、初心不改,孜孜以求、勤奮耕耘,心無旁騖、專心育人,為教育傳薪播火,實現了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人生崇高境界,走上了道德人生、文化人生、知識人生的育人之路。

2013年,86歲的胡先生雖然不再承擔具體的教學任務,但他始終沒有離開自己摯愛的講臺,仍然堅持為學生講課、做學術報告,堅守心中的那片教育圣地。

著書之樂

著書、寫文章是為了更好地教書,這是胡先生做學問的初心;構建教育學的基本理論體系,則是他作為教育學人的使命。

大學生活為胡先生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,他的人生也自此迎來了新的曙光,揭開了新的篇章,開始了有定向意義的新生活。這不僅確定了他以后的從教之路,也決定了他將要以教育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作為一生的學術事業。

胡先生和教育學的相遇就從這里開始。

大學四年的學習與生活,不僅讓胡先生獲得了專業的成長,也讓他發現了教育學發展中存在的問題。在他看來,當時教育系所講授的各門教育學科中,包括蘇聯專家講授的凱洛夫教育學體系,在理論上都存在很大的偏頗和不足。但要研究精到,成績顯著,不僅需要激情和努力,更需要聰慧的頭腦、宏闊的視野、廣博的知識以及能坐十年冷板凳的堅守。

為此,胡先生暗下決心,要通過自己的努力,創建一個較為完備的教育理論體系。

下決心不難,但要做到卻絕非易事。無數次披星戴月,無數次挑燈夜讀,胡先生總會沉靜自問:“我憑借什么可以做到呢?我的條件和功夫又在什么地方呢?”寂靜的夜晚,他的思緒在頭腦里劇烈地翻騰、碰撞,輾轉反側,夜不能寐。

推門出來,清冽的空氣讓胡先生異常清醒,大西北特有的璀璨星河讓他豁然開朗:“我別無依靠和憑借,我唯一依靠和憑借的是我多年來一貫堅持的好學和深思。我的功夫并不是在教育學自身,而主要是在‘詩外’,即陸游說的‘汝果欲學詩,功夫在詩外’的‘詩外’!

多年持續不斷的與書為伴,有兩門學問對胡先生思維體系的形成影響深遠,一是文化學,二是宇宙學,其中尤以宇宙學為最。他曾說:“我的教育理論能被整合成一個體系,靠的就是文化學、人類學所基于的這種宏觀學術力量!

宇宙學更是為胡先生展開了一幅前所未有的恢宏畫卷:“我了解了這些知識理論,看到宇宙大爆炸后所呈現出的圖景,真是為之欣喜不已,拍手稱快,感慨萬千,猶如撥開了云霧見到了青天,打開了眼界,精神為之一振,真正感到心明眼亮了起來!边@種宏大視界,讓他擁有了一種站在宇宙的云端俯瞰大千世界的哲學理念,而這種理念投射到教育學上,便對這一領域產生了一個嶄新的認識。

胡先生的教育學研究,均屬于宏觀教育學、理論教育學研究,其深層次原因便在于此。

20世紀80年代初,胡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問自己,能為這個新的時代做些什么?能為這個時代的教育學做些什么?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,中國教育學應該承擔怎樣的時代使命,完成時代賦予的哪些職責?

經過長期的積累和沉淀,胡先生對自己所追求之事越來越堅定而清晰:“我必須把教育學的基本概念、基本理論進行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,給教育學一個宏觀、完整、全面、具有系統性和學理性的概括和說明,從而給教育學一個恰當的定位,并透顯出教育學的理論價值!

從此,胡先生把“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作為座右銘,開始了對教育學體系的反思與建構,先后在《教育研究》《華東師范大學學報》等期刊上發表《關于教育的本質屬性》(1981)《教育起源問題芻議》(1985)《論教育起源于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》(1985)《論教育的自在與自為》(1988)等文章,從理論源頭探索教育的本質與屬性、存在與發展。

1990年3月,胡先生發表《教育學概念和教育學體系問題》一文,引起教育理論研究者的強烈反響。他在對教育科學進行總體研究的同時,還對若干重大的教育基本理論問題進行探討,先后發表《論教育現象》(1991)《論教育、人與社會的關系》(1992)等50余篇論文。尤其是他關于教育起源問題的理論觀點,自成一家之言,常常被學界同行作為經典引用。他關于教育現象的系統研究,在教育理論界也影響深遠。

1998年,在40多年沉淀與思考的基礎之上,經過近20年的潛心研究,胡先生出版了教育學巨著——《教育學原理》。這是他教育思想的結晶,標志其教育學思想體系的成熟。在這本書中,胡先生從教育學的概念、對象到內容體系進行了系統研究,從對傳統教育學基本概念的誤區中引申出教育學的邏輯起點,勾畫了整個教育學原理結構延伸的脈絡,尤其是對傳統的拘泥于一隅的教育學理念大膽突破,讓人耳目一新。

胡先生認為:“教育學研究的出路要面對現實,深入歷史,歸于實踐。為了達此目的,我們的教育學研究應當首先清除在知識構成、研究興趣上的片面性和隔閡,應當使教育學著作在基本理念和原理、編排體系、論證方法、表達方式、文字風格、思維水平上,都有適應當今教育改革實踐要求的突破和進步!彼麑χ袊逃龑W出路的獨到見解,不僅為其教育學理論體系構建奠定了扎實基礎,也為中國教育學的研究與發展指明了方向。

完成《教育學原理》書稿后,胡先生感嘆:“想到多年來我為此付出的諸多孤寂、勞作與艱辛,特別念及昔日那幾十年令國家、民族都深受屈辱和我個人所曾親歷的苦難的歲月,真是感何如之!奮何如之!幸何如之!”由此可見,走學術道路的他,并沒有放棄家國情懷,依然把自己的學術研究與民族命運、社會責任緊密相連。

《教育學原理》出版后,先后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、第一屆全國教育圖書獎一等獎、中國教育學會“東方杯”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、第四屆中國大學出版社圖書獎優秀教材一等獎、第一屆甘肅省優秀圖書特別優秀獎、第五屆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等國家和省部級獎項。

理解時代精神,把握時代脈搏,決不隨波逐流,更不囿于陳說,是胡先生一貫的學術品格。他說:“理論研究要說理,要講道理,教育理論研究是基于個體對教育現象問題的理性思考,而不是盲從,從于權威,從于利益,從于時尚潮流,從于眾口一詞,或從于個人的濫情!边@是他《教育學原理》《教育理念的沉思與言說》《人生與教師修養》《雷沛鴻與中國現代教育》問世的根本動力和目的所在。

文如其人。一般來講,治學與為人是統一的。胡先生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內涵,實際上是他人格精神的外在表現。他為人真誠謙和,待人感情真摯,做事踏實嚴謹。在他看來:“人本身永遠是學生,周圍的一切,包括自然、社會與他人都是老師,人的短暫一生,該學習、該探索的東西實在太多,永無止境!

言行相顧。胡先生的言行均發自本心,無論環境怎樣變化,他都力求不說違心話、不做違心事。他尊重事實、尊重規律、尊重人情人性,一貫堅持言之有理,言之有據,言之有序,言之有文。他曾說:“我非常欣賞這樣一種至高無上的精神法則,面對蒼茫的宇宙和浩渺的時空,我樂意接受這種精神法則的支配。因為正是這個,才意味著學術真正的尊嚴、公平與價值!

胡先生所有的論述,皆發為心聲,不遮掩,不妄言,真誠之品格溢于字里行間。

如果我們對胡先生的學術軌跡進行一個梳理,就會發現一個驚人的現象——他1996年出版《人生與教師修養》,時年69歲;1998年出版《教育學原理》,時年71歲;2001年出版《雷沛鴻與中國現代教育》,時年74歲;2005年出版《教育理論的沉思與言說》,時年78歲。

同時,胡先生不斷在權威期刊上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。2012年,85歲的他在《教育研究》第12期發表《王國維與中國教育學術》一文。2013年,86歲的他將自己的《教育學原理》進行修訂,增加3萬字,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此外,他還在《中國教育科學》(第二輯)發表了近三萬字長文《關于什么是教育學的問題》,2014年則出版了《隴上學人文存·胡德海卷》。

2018年,胡先生91歲。這一年是先生學術活動比較活躍和學術影響非常深遠的一年。從學術活動和成果來講,3月,他應邀到山西師范大學為師生作《關于教育學和教育的問題》的學術報告;11月,他在《中國教育科學》(第2輯)發表了2萬多字的文章《讀書、教書、著書:我的教育生涯和人生感悟》。從學術影響來講,9月,《西師學人》的視頻風靡全國,分別在中國教育電視臺、甘肅電視臺等媒體播放;2018年11月1日,《扎根西北的“教育胡楊”》在《中國教育報》發表,報道了胡先生的教育事跡。2019年6月,92歲的胡先生在《中國教育科學》(第一輯)發表《關于什么是儒家傳統修養的學理解讀》;他的著作《文化與生活——我的生活印記》將于2019年年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如今,胡先生仍不遺余力地研究教育文化。他說:“研究教育學是有方法的。既要站得高,又要扎得深,既能大至宇宙,也能深入到人,研究人性、研究人心,用人、人性、人心和人心產生出來的文化來解釋社會和歷史!

耄耋之年,自當靜養,而胡先生卻老當益壯、勤思善著、樂此不疲,一如既往地追求他的學術生活,演繹一個學者的生命意義。

1994年,我國著名教育家、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顧明遠先生曾這樣評價胡先生:“好學深思、刻苦鉆研,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……40年的磨練,始終堅持不懈,嚴謹治學,無論在教育學原理,還是在人生哲學等領域,都有極高的造詣和深邃的創見。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的10多年來,時有見地卓越的論著問世,在我國教育理論界影響深廣,聲名卓著!睍r過25年,認真閱讀和體會胡先生關于教育學理論研究的獨特見解和卓越貢獻,仍然能夠感受到這種評價的中肯。

胡先生一向注重為學與為人的關系,“頂天立地做人,繼往開來創業”,把做人看成做學問的根本,他說:“做學問要先學做人,做人做不好,投機取巧,做自以為聰明的小動作,那么做學問也做不好,做人要實實在在,做學問也要實實在在!

可以說,胡先生與書相伴的心路歷程、治學精神與人生境界,猶如西北教育的“胡楊魂”,對每個后世學者來說,都是永恒的感召。

作者:高閏青,女,焦作師范高等?茖W校教授、教育學博士,2005年師從胡德海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,主要從事教育基本理論、教師教育等方面的研究。出版有《“特崗計劃”實施成效研究》《“以人為本”理念及其教育實踐問題研究》《胡德海教育學術思想研究》《家庭教育:為孩子的成長打好底色》等著作。

(責編:孫爽、艾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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