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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唐石經:寫本時代文本與文字的價值

虞萬里2019年12月18日08:42來源:光明日報

原標題:漢唐石經:寫本時代文本與文字的價值

【專家論壇】

儒家經典源自西周,因王官失守而普及于春秋戰國,獨尊于西漢武帝之時。自東漢熹平四年(175)始刊一字隸書石經,到清代乾隆五十九年(1794)清石經竣工的千余年間,先后鐫刻過七種儒家石經,分別是:漢熹平石經、魏正始石經、唐開成石經、蜀廣政石經、北宋嘉佑石經、南宋紹興石經、清乾隆石經。從表面看,七朝石經的內容和所用字體各不相同。就內容言,熹平石經包含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公羊》《儀禮》《論語》等七部;正始石經則只有《書》《春秋》及部分《左傳》;開成石經除《孟子》外,覆蓋十三經中的十二經;蜀石經則已刻全十三經,自后嘉佑和乾隆石經相同(紹興石經鐫刻另有旨意)。依字體分,漢石經用隸書,魏石經用古文、篆、隸三體,唐、蜀、清石經用楷書,北宋石經兼刻篆、真二體,南宋石經則兼楷、行二書。從時間上劃分,漢、魏、唐三種石經屬寫本時代,蜀石經間于寫本與刻本時代,兩宋和清石經則在刻本時代。若就歷朝刊刻初衷與指導思想而深究之,寫本時代的漢、魏、唐甚至包括蜀石經,都與當時的標準文本、標準字體相關,是朝廷因銓選、科舉需要而統一文本與文字的政策和策略實施后的成果,其意義與價值非刻本時代的宋、清石經所能比擬。

西漢惠帝除挾書之律,山巖民間之書紛紛顯世或上獻朝廷,其中尤以儒家經典為多,故傳習者亦眾。至景、武之際,《詩》《書》等五經相繼立為博士,傳授經學,是為國家選官之重要途徑。傳習既久,師法異同引起是非紛爭,于是有石渠閣、白虎觀會議之評判折中,而五經博士亦由此衍展為十二博士。到東漢光武帝時,文本歧說有增無減,于是立十四博士: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,《書》有大小夏侯、歐陽三家,《詩》有魯、齊、韓三家,《禮》有大、小戴二家,《春秋》有嚴、顏二家。再后師法博士中又衍生出各種家法。由師法家法所造成的異文異說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策試高第,遂有賄賂官吏偷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本之事發生,導致熹平石經的刊刻。熹平石經在十四家文本中選取《魯詩》《歐陽書》《梁丘易》《大戴禮》《嚴氏春秋》《公羊傳》和《魯論語》為標準文本,刻于石碑陽面,將其他各家與之不同的異文用校記形式刻于碑陰?绦S浻诒,從總體上說是全面展示五經十四博士的文本,但碑陽碑陰主次之別,實則是定碑陽文本于一尊。

文本與師說是區分漢代師法家法之管鑰,文本之別主要是文字文句異同,由文字文句之異產生師說之異。儒家經典文本源于嬴秦者是由籀篆而隸,源于六國者則是由古文而隸。西土籀篆(包括草篆成隸)與東土古文形體本來差異很大,在隸定與隸變過程中產生異文,形成異本,終至分成不同的師法家法。所以,經典文本文字的統一,是阻止甚至消解文本異說的前提,有鑒于此,東漢朝廷用統一的隸書刊刻五經二傳的今文本,應是一項包含政治與學術雙重意義的策略。雖然,由于漢末政局動蕩,宦官與外戚交互掌權,黨錮之禍一再發生,靈帝想借用石經刊刻重振朝綱,無奈大勢已去,未能挽回頹運,但其用通行隸書統一文本,無疑是積極的舉措。

曹魏鑒于今文式微,古文經學不僅遍布民間而且立于學官,不顧熹平石經仍矗于太學,決然重新刊刻馬鄭本《古文尚書》和《春秋》《左傳》,以順應學術大勢而與朝廷古文官學相一致。因為是古文本,故設計為古文、篆、隸三體石經,篆隸是秦漢四百多年通行且為曹魏承用的字體,古文對應六國尤其是齊魯文本。西漢儒家經典出于孔壁,在熹平今文本后重刻石經,自當鐫刻孔壁古文字體以顯示其石經文本之淵源有自。

六朝時期今古文經學漸趨泯滅,至唐而南北經學歸于一統,但由今古南北之學所遺留的文本差異,以及由隸變楷進程中產生的碑別字、俗體字,使得唐初的經典文本仍然極不統一。是時科舉制度已建立,太宗為使天下英雄皆入彀中,自貞觀起,即命顏師古校定五經文本,孔穎達主纂五經義疏。因抄本時代流傳推廣之不易,南北士子未能家置傳習,科舉考試只能采取習本制度。中唐張參任職國子監司業,責任在肩,故將科舉所試五經與《公羊》《谷梁》《周禮》《儀禮》,加上《論語》《孝經》《爾雅》,一并書于泥壁。泥壁日久易污,齊皞、韋公肅等代以木板,而木板亦易圮剝,故鄭覃在大和七年(833)將張參所書十二經重新?鄙鲜,至開成二年(837)刊成。開成石經所刊十二經完全與科舉考試的大經、中經、小經契合,是唐代中央頒布的官定文本。張參取《說文》、熹平石經、《字林》《釋文》?、規整十二經文本的文字,撮其要寫成《五經文字》,分別正俗,成為唐代經典文字標準。鄭覃在張參基礎上重加?,刻成石經。所以,開成石經既是唐代經典標準文本,也是唐代文字標準字形。

蜀廣政石經兼刻經、注,一則是主事者毋昭裔個人的遭際與夙愿,另則也是受到后唐長興刊本的影響。盡管蜀石經刊刻綿延一個多世紀,但隨著《孟子》自北宋以還逐漸受到重視,最終被蜀石經收刻,昭示儒家經典十三經到趙宋時已基本定型。此后嘉佑和乾隆石經都以此十三經為限,盡管清代有十四經與二十一經之說,仍未能改變此一格局。

在繼承優秀文化傳統、堅定文化自信的今天,我們應該借鑒和利用作為漢唐范本的石經。清人研究漢魏經學,在缺少文本實物前提下,不免有夸大今古文經壁壘之弊,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古史辨派的研究思路,造成部分認識偏差。近數十年儒家簡帛不斷出土,學者為追溯其篇章內容來源,急切比照傳世經典文獻,尋求文本傳承序列,不知漢魏今古文的實際差異,也不免失之于簡單和牽強。漢魏石經是切實明白的今古文文本,可以佐助認識出土文獻與傳世本之間的異同。如馬王堆《帛易》與上博簡《周易》面世,與傳世本差異較大,若參校十翼附于上下經六十四卦之后的熹平石經本《周易》,不僅可以勘證《漢志》之說,更可發現先秦有各種《易傳》,附經多少也各不相同,十翼附經僅是眾多傳本中一種主要傳本,因被立為博士而成為官學。阜陽漢簡《詩》出土,與《毛詩》對照,次序凌亂,被認為是四家詩外之第五家。但若知道熹平《魯詩》與《毛詩》也有章次不同、篇次不同,更有篇什分隸之異,參以《漢志》漢初傳詩或以風、或以雅,靠諷誦記錄為書,形成不同師法之說,則阜陽簡《詩》亦不過是眾多抄本中的一種,并非第五家詩派,即將出版的安大簡《詩》亦當作如是觀。武威漢簡《儀禮》出土,學者為明其來源,僅據十七篇序次與鄭注《別錄》本不同,推定為慶普本。但漢石經《儀禮》用大戴禮本,其記文與武威簡、傳世本亦互有異同,各有多寡,由此可以推測西漢十七篇傳本絕不止后倉所傳大小戴、慶普三家,各篇所附記文是經師根據自習與傳授需要而加,并非一家師法的記錄,故武威簡《儀禮》未必就是慶氏本。清華簡《金縢》語句文字與傳世本多異,論者恒謂漢儒所改。魏石經《尚書》用馬鄭古文本,其《無逸》篇敘殷三宗與漢石經文字、語序多不同,經考證是先秦簡牘錯亂所致,故清華簡《金縢》未必是漢儒有意篡改。以上所舉,漢魏石經確實有助于我們全面深刻地認識出土與傳世文獻之差異。

唐石經被稱為“古本之終,今本之祖”。所謂“古本之終”,是其文本歷經累朝?倍蟪,其他各種抄本卻因之失傳。所謂“今本之祖”,乃謂后唐長興刊本與孟蜀石經,以及宋景德以后刊本,無不以唐石經為藍本。且開成石經文字嚴格依照唐代標準字樣鐫刻,唐代字樣書《干祿字書》《五經文字》都是參取《說文》《字林》六書筆意而定,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寫本時代的俗寫別體,故唐石經可稱為楷書寫本時代的范本?瘫九d起后,訛體簡筆、別字俗字代有興替,致使今人認不清某些字形的正俗,而唐石經卻給我們一個一千多年前的標準。抑不僅此,我們還可以通過唐石經文本和字形,參取《五經正義》和《經典釋文》、六朝碑刻引經,來探考或恢復六朝經典部分文本的樣貌,由此再與漢魏石經、出土簡帛參證,以觀儒家經典在先秦漢魏六朝的流變,認識今古文經學的消沉與融合。

寫本時代石經的文本和文字價值已如上述,刻本時代的石經雖不能與之相提并論,但亦各有特點。嘉佑石經是嚴格按照景德國子監本鐫刻,最具長興、景德本樣貌,紹興石經亦是抄錄北宋國子監本而融入南宋書法特點,都是珍貴的宋本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,隨著洛陽漢魏石經的出土,曾掀起一股研究熱潮,不久即偃息而淡出學者視野。有鑒于石經文本與文字之價值,我們搜集二十世紀有代表性的論著一百余篇,纂輯為《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》,冀能吸取與承繼二十世紀已有成果,助力于當前儒家簡帛與傳世文本的綜合研究。

(作者:虞萬里,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歷代儒家石經文獻集成”首席專家、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)

(責編:孫爽、艾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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