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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寫經:古人世界的折射鏡

趙青山2019年12月18日08:43來源:光明日報

原標題:敦煌寫經:古人世界的折射鏡

  【項目成果】

  1900年,敦煌藏經洞無意被開啟,敦煌學也隨之興起。敦煌藏經洞所出文書,學界一般稱為“敦煌文書”或“敦煌遺書”。在敦煌文書中,九成左右的文書屬于佛教文獻,種類繁多,數量可觀。這些豐富的材料記載了敦煌地區轟轟烈烈的抄經歷史。

  抄經活動在古代中國盛行的歷史和思想背景

  佛教誕生于古印度,但是為何抄經活動能夠在千里之外的古代中國社會經久不墜,這是值得深思和探討的問題?诙鄠魇枪庞《任幕瘋鞒械闹饕侄,而文字書寫的意識較為薄弱。佛教誕生后,佛法“皆口口相傳”,不立文字。此種傳法手段導致佛經大量流失,教團內部也因記誦差異而出現分歧,并加速了教團分裂。與此相反,我國古人卻有“聲不能傳于異地留于異時,于是乎書之為文字”的認識。因此,當佛教于兩漢之際傳入中國之后,信眾積極傳譯書寫。此外,古代中國文字的統一和紙張的使用又是印度社會難以比擬的。古印度小邦林立,語言各異,佛經不易廣泛流傳,而古印度書寫所使用的貝葉也不利于廣泛使用。因此,我國古代社會擁有抄經活動轟轟烈烈展開的思想認識和物質基礎。而真正刺激民眾抄經活動的是佛教宣揚的“因果報應”和“功德回向”思想。在佛教的宣揚下,民眾逐漸接受抄寫佛經是一種善事的觀點,認為抄經行為是“勝因”“功德”“善根”“!薄吧乒薄皠贅I”“福善”“福田”。而末法思想是民眾熱衷抄寫佛經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。最遲到北涼時期,已有人相信中國進入末法時期。末法時期,經像俱毀;\罩在末法恐懼下的民眾積極書寫佛經,“存經以備法滅”,著名的房山石經便是在此種思想影響下形成的。

  對于敦煌地區的抄經活動,必須站在歷史大坐標軸中,以更寬闊的視野加以審視,才能辨別敦煌與中原地區文化的異同,考察不同區域間的文化交流。同時,因為研究對象的特殊性,須綜合應用宗教學和歷史學方法多方面考察,以便從有限的材料中獲得更為飽滿的信息。

  官府和寺院的抄經活動

  敦煌寫經中,一部分經文是由官府和寺院組織抄寫的。寺院和官府組建的寫經道場是如何運行的?史書闕載,無從得知。幸運的是,敦煌文獻中保存有抄經道場遺留下來的《抄經歷》《配紙歷》《勘誤歷》《抄經名冊》等各種原始記錄。這些史家眼中的“邊角料”,成為今人了解古代道場抄經運行模式的寶貴資料,也為我們清除一塊史學盲區提供了可能。

  敦煌抄經道場的抄經生和校對者一部分由寺院僧人充當,一部分由世俗社會中的衙牙擔任,在吐蕃時期部落百姓也成為抄經大軍中的重要力量。出于虔誠和閱讀的方便,楷書是道場規定使用的字體,抄經者在抄經之前要熟讀經文,熟練掌握生僻字的寫法。古代物質匱乏,為確保紙張不被抄經者偷盜和浪費,道場制定了嚴格的紙張使用制度。抄經生所用紙張是道場按照《經錄》一次性發放的,如果抄經生抄寫有誤,需要以廢換新,并登記在案。所抄寫的佛經,一般經過兩至三次校對,才可以入藏。吐蕃時期多則達到九次,這與當時抄寫者水平不高有很大關系。如果校對者發現抄寫有誤,抄經者必須重新書寫。校對出的錯誤和書寫的錯誤,均記錄在役工冊中,是校對者和書寫者日后取得報酬的重要依據。抄經道場有嚴格的抄經制式:“散說一十七字為行;偈頌二等:四、五言則四句為行,七言偈則二句為行!背浿剖降膱绦袨闄z校佛經提供了方便。抄寫合格的經文才可以歸入寺院經藏,并由經藏“所由”(即經藏的管理者)負責經文的日常護理和借閱。

  敦煌文書中保存了一批武后為其父母祈福而抄寫的《金剛經》和《妙法蓮華經》,在佛經尾部有抄經列位信息,記載了抄經時間、抄經生及抄經生所屬機構、校閱人及校閱人所屬寺院、抄經使和抄經判官、裝潢人。武后發愿抄寫的經文,由左春坊、秘書省、弘文館、門下省楷書手擔任,所抄佛經經過“三次校對”“四次審閱”,其中校閱者由當時長安、太原等地的高僧大德擔任。抄經使和抄經判官,負責抄經質量和抄經物資所需。武后抄經所留存的實物,是今人打開古代皇室抄經歷史的一把鑰匙。

  信眾的抄經活動

  與寺院和官府大規模的抄經活動不同,民眾一般抄寫小部頭的佛經,抄寫完畢后通常在佛經尾部書寫一段“題記”,用以記述抄經者身份、抄經時間、場合、緣由、祈愿內容、抄經經過等信息,所記內容豐富多彩,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。抄經題記體現了民眾的佛教信仰以及對佛法的理解,從中不難窺探佛教思想融入中國社會的歷程。其次,傳世文獻中記載民眾生活的內容少之又少,史官們更關注的是帝王將相的豐功偉績和維護長幼尊卑的禮樂綱常,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往往惜墨如金、闕而不載。然而,普通民眾的歷史才是有血有肉的歷史。幸運的是,抄經題記彌補了這種缺失,淹沒在歷史迷霧中的民生影像借此越來越清晰地展現于世人面前。抄經題記記錄的并不是古人生活內容的全部,卻是現知材料中最為直接觀察古人生活世界的“窗口”。從抄經題記可以看到古人種種世俗訴求和民生所向,如:延壽愈疾(S.6230)、分娩平安(P.2900)、護國安民(P.2312)、轉為男身(書道博物館藏)、合家團圓(S.2360)、早歸故土(S.2605)、消除牢獄之災(BD05671)、風調雨順(北0686)、兩國和好(S.1963)、仕途通順(S.87),等等。

  參與抄經活動的人物涉及社會各階層,總體可分為三個層次:首先是皇室貴胄;其次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;而為數最多的是走卒販夫、工農兵學等蕓蕓眾生。抄經者抄寫佛經時,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趨向性,即一般在佛教神圣的日子中抄寫,他們將本來均質的時間分割成神圣和非神圣兩部分,認為在適宜的時間內書寫佛經,功效大于平日,更為靈驗可感。在佛教上報“四重恩”思想的影響下,父母、眷屬、師僧、國主是抄經者主要的祈愿對象。

  佛教一直強調善惡果報的必然性。信眾也堅信寫經是善因,會帶來好的果報,而結果卻并非信眾所期待的那樣。按此邏輯推理,信眾的抄經活動應該曇花一現,不可能在歷史上久行不墜。以何種心態理解這種有悖常理的行為呢?這與佛教三報論思想的傳播有很大關系。抄經者同意將福報延遲至下世或者擴展到眷屬身上。同時抄經者通過虔誠的抄經行為,如刺血寫經、書寫重要典籍,來優化福報結果。隨著佛教信眾增多,以盈利為目的的抄經坊和抄經生產生,“買福賣罪,如持左契,交手相付”,抄經供養完全世俗化?梢哉f,在抄經市場中,俗眾抄經是在世俗利益標尺下所做的宗教信仰行為,書寫佛經是其獲得福報的手段之一。

  通過對敦煌寫經的研究,可以看到:敦煌藏經洞所出文獻因特殊的歷史遭遇,反映同一歷史事件的文書散藏于中、英、法、日、俄等世界各地。如果孤立地分析某地所收藏的文獻,其歷史信息是非常有限的,據此難以把握文書本來的性質。但如果采用綜合研究的方法,將反映同一事件的、散藏于不同機構的文獻搜集起來,猶如將歷史的片段綴合起來,最終可獲得完整的歷史全景。此外,在解讀抄經題記時,既要避免過度解釋,又必須將其放在整個大的歷史背景中,這是解讀所有抄經題記時必須要遵循的原則之一。如此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釋放出抄經題記所蘊藏的歷史信息,抄經題記的內容才可以變得更為飽滿。而對于抄經題記中所表現的今人難以接受的行為,今人應以同情的態度加以審視,而不可一味地將其貶為愚昧無知,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更為貼近古人的生活,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和行事原則。

   (作者:趙青山,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6—10世紀敦煌地區抄經史”負責人、蘭州大學副教授)

(責編:孫爽、艾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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